近年來，數字技術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已成為未來發展競爭的主戰場，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經濟社會對人才培養模式以及需求的變化，要求教育將數字化轉型作為當前改革發展的首要任務，這也是黨的二十大要求“推進教育數字化”的應有之義。2月14日，世界數字教育大會“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采用“現場+線上”的形式，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國3000余所職業院校及行業企業等各界代表近10萬人線上線下參會。論壇以“轉型與重塑：數字化賦能職業教育新生態”為主題，教育部副部長翁鐵慧出席論壇并致辭，聯合國糧農組織駐華代表文康農和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院長袁振國分別作了主旨報告，來自國際勞工組織和澳大利亞、德國、瑞士等國以及我國職業教育領域的10余位專家學者集聚“現場+云端”，圍繞職業教育領域數字化資源開發與應用、數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等問題，分享世界職業教育數字化實踐經驗，立足變局，聚焦困局，著力破局，開拓新局，共商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大計。

當前，大數據、AI、5G、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交替突破、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背景與趨勢呈現三層蘊意。

數字經濟是當今時代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對世界經濟的增長和結構變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文康農指出，到2050年全球糧食和農業部門將需要養活地球上的96億人，需要密切關注數字技術和數字化轉型，重塑農業和農村樣態。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為，秉持“擁抱數字時代，縮小數字鴻溝”的數字理念，提高了單個農民獲取生產生活相關信息的機會，通過數字技術，人人都可以在消除饑餓方面發揮作用。國際勞工組織中國和蒙古局副局長戴曉初認為，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個人、勞動力市場和社會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數字化和技術創新具有釋放人類潛力的巨大潛能，將為人類創造更加光明的未來。世界各國競相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出臺鼓勵政策，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中國也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并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要求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并提出推進教育數字化。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孫善學教授表示，數字化以及其衍生的數字經濟已成為驅動經濟的重要力量，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9.8%，數字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穩定器”和“加速器”作用無可替代?？梢哉f，人類社會已經步入數字化時代。

數字化是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是世界各國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國以數字化為契機，紛紛發布國家層面教育數字化戰略，借助互聯網思維和方法，將現代信息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積極探索新模式、開發新產品、推進新技術支持教育教學創新。袁振國教授認為，智能教育是教育的高級形態，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是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職業教育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孫善學教授、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楊欣斌教授和寧波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張慧波教授等指出，數字技能正在從專門開發數字產品和提供數字服務的特定部門和行業向全社會擴散，數字技能越來越成為所有職業和部門的橫向需求。在數字化快速發展的環境下，突出產業數字化應用場景，推進教育專業數字化轉型，培養數字化人才成為當務之急。

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和世界各國對職業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有高度共識。作為與經濟社會聯系緊密的教育類型，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要求職業教育適應形勢、主動作為。戴曉初在分享國際勞工組織關于職業教育與培訓和技能系統數字化愿景和計劃時指出，加快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滿足數字經濟和社會不斷增長的需求，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和“新冠”大流行后以人為本的復蘇至關重要。德國駐廣州領事館前總領事馮馬丁認為，數字化與自動化將影響所有職業，部分傳統崗位將因技術發展而被淘汰，技術發展也將培育一批新工種，要求職業教育及時同步調整。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副院長韓錫斌教授認為，高質量推進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意義不在于推進職業教育本身的變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破解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有必要積極主動推動轉型。孫善學教授指出，在過去的幾年中，發展數字技能成為世界各國應對快速技術變革的政策優先選項。我國也一樣，如在新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中，首次標注了97個數字職業，新增的數字職業數量占本次修訂新增職業數的61%，占職業總數的6%，其意義在于提升全民數字素養，推動數字經濟、數字技術快速發展。

職業教育數字化是數字技術手段與職業教育領域的深度融合，終極目的是促進職業教育領域的轉型與革新。根據美國學者埃弗雷特·羅杰斯（Everett M.Rogers）的創新打散理論（Diffusion ofInnovationsTheory），創新擴散包括了解、興趣、評估、試驗和采納等五個階段。與會專家認為，目前，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總體上已經邁過了了解階段、興趣階段，正經歷評估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有些學校進行了一些積極有益的嘗試，但就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整體而言，仍面臨著或理念、或硬件、或軟件等系列問題。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有什么樣的理念，才會有什么樣的行動。袁振國教授認為，教育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關鍵在于教育陷入了以技術為中心的認識誤區，導致以下問題依舊存在：一是重技術應用輕人的數字能力發展，很少研究教育的特殊性；二是重技術功能輕教育功能，僅關注怎么把技術應用到教育場景當中，而忽略了教育是人與人互動的事實；三是重已有條件輕未來想象，局限于在傳統教育背景下做加法，而不是革新舊的教育樣態，創建新的教育場景；四是重大數據輕小數據，現有應用場景多關注面上的大數據分析，缺乏對師生個性化多維度的小數據挖掘。進一步印證了陳子季司長“信息技術一直被狹隘地當作是教育工具”“窄化的觀念束縛了教育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的觀點。為此，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首先要突破技術中心論的理念桎梏。

硬件是教育信息化的基礎與保障。沒有硬件支撐，教育信息化將無從談起。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將“強化數字基座建設”作為數字化轉型10項重點任務之一。例如，推進校園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持續推進信息基礎設施演化升級、全面升級新一代校園網絡、建設智能化立體化校園安全防控體系、全面推進教室與實訓室智慧化升級改造、提升數據治理能力、進一步優化升級iStudy教學平臺等；加強網絡安全管理，包括構建適應全面數字化轉型的網絡安全防護體系、強化網絡安全保障機制建設、強化網絡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等。在德國，培養學習者“多學科數字能力”（MDC）的支撐條件之一就是處理數字化硬件設備（HD）。如，德國《數字化戰略2025》導論開門見山地指出“基礎設施是釋放數字化轉型潛力的前提”。由此可見，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對硬件條件的整體水平、個性定制和安全要素等都有著十分嚴苛的要求，這是職業教育數字轉型不容忽視的客觀現實。

資源基礎理論指出，獨特的資源與能力是組織持久競爭優勢的源泉。其中，“獨特的資源與能力”既包含有形的硬件，也包含無形的軟件。在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軟件是關鍵和靈魂。沒有軟件參與，硬件就是一堆固態模塊。據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蕾切爾·林奇介紹，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和培訓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高度重視建立健全標準規范、組織保障等軟件基礎，如開發澳大利亞學歷資格框架（AQF）、組建國家技能委員會等。據戴曉初介紹，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培訓中心也十分重視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軟件資源建設，將之作為數字時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如為從業人員組織的電子學習實驗室和職業教育數字化培訓課程等都是此類資源。楊欣斌教授介紹，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數字化轉型10項重點任務的第3項、第5項分別是提升教師數字化能力、提升學生數字化素養，這也是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不可或缺的軟件要素。實踐證明，什么越被強調，往往就越需要加強。綜合論壇專家觀點可知，現階段國內外推進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越來越注重制度、標準、平臺、資源、素養等軟性要素。由此可知，當硬件支撐有了一定的基礎后，軟件的參與將越來越成為問題的焦點。

與會專家認為，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是要把數字化轉型作為職業教育整體性、系統性變革的內生變量，需要從資源平臺、人員素養、應用場景等著手，用數字化思維破解困局，推動職業教育轉型發展，實現從大規模標準化培養向大規模個性化培養的系統性變革。

在推進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中，各國普遍重視從數字校園、平臺構建、資源開發等幾個方面夯實數字基礎底座。墨爾本理工學院認識到在教學、學習以及支持學生健康發展中使用數字技術的重要性，并以此為指引，通過校外引入和校本開發相結合，構建了以“三個卓越中心”為核心的在校學生綜合服務平臺。據孫善學教授介紹，從2010年開始，我國教育部立項建設了203個職業教育專業教學資源庫，省級立項建設了582個資源庫，覆蓋了全部19個專業大類，為基于豐富的數字化教學資源開展混合式教學改革提供支撐和服務；2015年教育部發布《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規范》，組織遴選三批428所職業院校數字校園建設實驗校，并于2020年正式發布《職業院校數字校園規范》，指導職業院校加快數字校園建設進程。12年來，中央財政投入6億元，拉動地方財政、企業等投入超過7億元，有2154所學校、2838家企業參與建設。截至2022年底，203個職業教育國家級專業教學資源庫共收錄了網絡課程184673門；共有資源（如視頻、圖片、文本等）總量4585297條，有效地滿足了混合式教學、學生自學、考試評價以及服務職業培訓等需要。

正如袁振國教授所說，教育是有情有義有溫度的活動，是人與人的聯系，要依靠人通過人，才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馮馬丁認為，適應數字時代發展趨勢，關鍵是要增強學習者的多學科數字化綜合能力，減少特定工作專業知識。無論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勞工組織，還是德國、瑞士、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又或是國內的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在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重視教師、學生和社會工作者數字化素養的提高。如在提升教師數字化能力方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建構了以數字化內容創造能力、數字化教學能力、數字化評估能力、數字化安全能力、數字化交流協作能力為主的教師數字化能力模型，通過開發標準化培訓內容、打造全周期培訓體系、構建數字化學習共同體，完善教師數字化能力評價標準與證書，切實增強教師數字化能力。在培養學生數字化素養方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和墨爾本理工學院不約而同地重視學生數字化素養框架建構，突出強調數據信息的認知能力、數字信息的搜索能力、數據交流和溝通能力、數據分析和評價能力、保護數字安全能力、解決數字問題能力、數字品德和價值觀等方面內容，通過開發數字素養通識課程、科學素養類課程、計算機軟件設計類課程等，持續加大信息技術課程改造，提高學生數字素養，適應數字時代技術技能人才的需要。文康農也提及，聯合國糧農組織和其他發展組織一直在超過90個國家宣傳推廣農民田間學校（FFS），通過直接觀察、跨國討論和模擬決策等務實的田間操作方法，鼓勵學員“邊做邊學”，通過技術助力減貧、可持續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

袁振國教授指出，數字教育的根本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數字技術如不能與人的情感聯系起來，激發個體的學習動機，那么數字教育能發揮的作用就是有限的。在推進職業教育數字轉型過程中，各國普遍重視拓展數字功能和應用。如，在校企合作數字化方面，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建立了校企雙元治理制度與數字化轉型生態系統，推進特色產業學院治理體制與運行模式創新，推動“九個共同”校企命運共同體建設機制持續改進，校企合力培養適應未來發展的數字化人才；開展產業發展大數據分析，建設粵港澳產業與人才需求數據庫，促進職業教育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精準對接；建設粵港澳職業教育發展狀態數據庫，為職業教育建立國際可比的指標提供實踐經驗；建設粵港澳職業院校畢業與就業數據庫，服務區域發展和專業群設置。在數字化資源應用創新方面，寧波職業技術學院構建了由專業教學資源庫、精品在線課、虛擬仿真項目組成的三大職業教育資源體系的“123”應用模式，“一個定位”即職業教育數字化資源定位為“能學、輔教”，服務于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培訓；“兩大要求”即職業教育數字化資源應用要做到時時處處可用、方方面面覆蓋；“三大體系”主要包括專業教學資源庫、精品在線課和虛擬仿真項目等三大職業教育資源體系。在國際交流合作方面，各國都注重搭建數字化國際研學平臺，加強國際合作網絡建設，舉辦全球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論壇，建設海外職業教育數字化培訓中心，打造國際職業教育數字化學術交流平臺，推進國際職業技術教育數字化理論研究，持續擴大職業教育數字化國際“朋友圈”，強化海外職業教育數字化影響力。

教育數字化的步伐不會停歇，只會越走越快。實現數字化增值賦能，需要理念跟得上時代、行動跟得上形勢、舉措跟得上發展，著力推動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努力提高數字化時代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質量。

互惠互利是多方合作的基本原則。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已成必然趨勢，對促進職業教育資源公平配置，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袁振國教授認為，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理念，至少要有三個特點：一是個性化。這是職業教育數字化的出發點和歸宿。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稟賦和發展路徑，不同的人不能簡單比較，職業教育數字化必須緊扣受教育個體的個性化。二是人性化。人是有理想、有情感、有需要、有尊嚴的學習主體，學習過程中，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職業教育數字化的核心是要充分尊重人性，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興趣，建立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信心。三是均衡化。職業教育數字化重點要促進教育的公平，通過教育新基建合理公平配置教育資源，增強智能算法的透明度，制定公開透明的技術標準，促進職業教育的公平和均衡。與會專家認為，各國應該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拓展互利共贏的數字職業教育領域國際合作體系，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互聯互通是提升信息獲取、使用、發送效率的內在要求。當前，全球發展面臨交流受阻的新挑戰，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就職業教育領域而言，需要通過完善互聯互通機制，極大地激發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創新活力，這不僅可以改變個人的命運，也可以使人類更有能力應對全球性挑戰。各國應將職業教育數字化作為戰略舉措，著力推動互聯互通，重點擴大邊遠地區優質數字資源的覆蓋。韓錫斌教授進一步指出，推進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不僅僅是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建設與共享，更為重要的是要借助數字化的創新要素實施職業教育均衡發展的系統工程，培育持續的動力機制和常態化的支持機制，促進學校和培訓機構、企業、社區、政府、研究機構等多方參與，在教育理念、基礎設施、人員發展、體制機制、合作伙伴協同、研究與評估等方面統籌施力，構建發展共同體；與偏遠地區，農村地區社會、經濟、產業以及人力發展相融合，形成基于互聯網的職業教育均衡發展新生態。這將會增強職業教育的可及性，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互學互鑒是人文交流的有效渠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論壇上，瑞士駐華大使館科技與教育處副主任付思玫和馮馬丁、蕾切爾·林奇分別介紹了瑞士、德國和澳大利亞的經驗。與會專家認為，數字化開啟了人類文明交流交融的新時代，各國應以職業教育數字化為契機，相互學習借鑒各自的成功經驗，為本國人民特別是青年搭建更多的交流平臺，增強其跨文化交流溝通能力，使之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參與不同文明的傳承創新，推動不同文明的深度互動。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圍繞數字化轉型提出推動人才培養高質量發展、深化產教融合改革、提升教師數字化能力、深化數字化教學改革、提升學生數字化素養、提升社會服務水平、強化數字技術創新、加強國際開放與合作、提升數字化治理能力、夯實數字基座等10個方面31條舉措，立足數字化轉型背景，重點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形成具有原創性的人才培養模式；推動專業標準迭代更新與課程標準優化升級，建成15~20個國際領先的專業標準和50門左右國際領先的課程標準；開發完成職業教育專業國際認證“深圳協議”，提升教師和學生數字化能力；推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職業技術教育數字化”教席建設，建設世界一流的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研究與推廣中心。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經驗為國內外兄弟院校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數字化是職業教育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面對數字化時代大變革、大發展、大融合的歷史潮流，搭乘數字化的“快車”、實現職業教育發展的新跨越，是職業教育發展不容錯失的共同機遇。會上，與會專家達成了三點共識：一是深刻認識人才培養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意義，積極革新職業教育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二是深刻認識跨國別、跨區域開展教育數字化交流合作的現實意義，搭建平臺、暢通渠道、密切協作，不斷提升職業教育數字化交流合作水平；三是深刻認識教育數字化對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的積極意義，以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保障邊遠地區和婦女兒童等弱勢群體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權，實現更為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只有世界各國攜手同心、行而不輟，加強團結合作，共同坐上數字化時代的“諾亞方舟”，才能匯聚起合作共贏的磅礴偉力，把握數字化時代職業教育轉型發展的難得機遇，戰勝數字化轉型路上的各種挑戰，共同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